新年以来最受关注的事件，大概就是在网络公开审理的快播案了。有点“敏感”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大过嘴瘾，让这场庭审迅速成为热点，激起了网民的围观热情，也引发了法律、互联网等行业内的专业讨论。
在网友整理的“快播庭审段子大集合”中，辩护人的“菜刀论”引起了很大争议。辩护人说：“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人了，就说菜刀公司有罪。不能因为说有人用电脑犯罪，那就说电脑公司犯罪“，辩护人还进一步说：”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社会必定大乱！“
落脚于“工具无罪”的“菜刀论”不是什么新鲜产物，反其道而行之的“工具有罪”论也有悠久的历史。《孟子·梁惠王上》就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这两段跨越两千多年的辩论，都用了一种方式——类比。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解释，我们一般所说的类比，是“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就拿“菜刀论”的逻辑来说，“制造或销售菜刀的”和“开发播放器的”都是某种商品的提供者，有人拿菜刀杀了人，制造或销售菜刀的一般不会被定罪，那么同理，有人在播放器上非法传播消息，提供者也没有责任。这样的类比到底合适不合适，能不能服众，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我们要谈的，是类比。
“类比”的历史悠久，这个名称的历史却不久，在古代中国，人们称之为“譬”。《说文解字》说：“譬，谕也。”《辞源》说：“以彼谕此曰譬。”“譬”和“喻”常常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诗经》爱用“赋比兴”，其中的“比”有些和“譬”（类比）对应，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有些和“喻”对应，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如果要区分“譬”和“喻”，大概是“譬”更重说理，“喻”更重修辞。
在汉语文献、特别是先秦历史文献中，我们能够找到特别多使用类比的例子。譬如孟子就是“譬”的爱好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段落，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再比如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的故事也运用了类比手法。
使用类比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原本微言大义的道理，经过这么一类比，显得通俗；原本佶屈聱牙的语言，经过这么一类比，变得通俗。类比虽然是一种推理方式，但修辞效果也不差。两种功效结合起来，说理变得透彻，文字变得流畅，自然能够征服更多读者和听众，难怪诸子百家们乐于使用。
有人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思维更注重演绎法，而中国人则喜欢使用类比，并举例说，处理同一主题，荀子的《劝学》用了二十多处譬喻，而培根的《论读书》里却只有四处。不过这种比较不太恰当，荀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而培根则生活在17世纪，中间差了快两千年，这两千年的时间里，且不论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就不可同日而语。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罗马的西塞罗、昆体良，为当今世界留下了许多关于类比的理论，也有许多使用类比的精彩论证。有猜想说，中国先秦诸子那么喜欢类比，或许除了类比在修辞和推理方面的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汉语抽象程度不够，无法表达太过抽象的思想，不得不借助类比的手段表达。不过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没有考证，只是聊备一说。
话题回到最开始的菜刀论，这套“菜刀论”出现的时间不算短，出场频率却很高。2005年和2011年，百度两次以“菜刀论”为公众对自己侵权的指责辩白。也不仅仅是互联网公司可以用菜刀论为“技术无罪”辩护，2000年，《焦点访谈》曝光的把工业油供给食品厂的油脂公司、2003年，《羊城晚报》曝光广州某公司大量销售利器和几十万伏高压的防身器械，其负责人也不约而同的用“菜刀论”为自己辩白。罗马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说：“雄辩能力对劝善和扬恶同样都有极大价值，然而它本身却是中性的。”类比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