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于2005年设立杰出导师奖（Nature Awards for Mentoring in Science），用于奖励科学领域的优秀导师，每年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今年，中国的五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是：曹雪涛、邓兴旺、陈洪渊、施一公、舒红兵，《自然》杂志专门撰文进行了报道，X-MOL团队把文章编译如下。
原文：Stewards of China's future, Nature, 528, 427-428
原作者：Ed Gerstner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科学研究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增长。在2013年，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就已经超过了欧盟，而且预计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http://www.nature.com/news/china-predicted-to-outspend-the-us-on-science-by-2020-1.16329）。在已发表的科研论文中，包括中国作者的论文比例从1997年的2.4％上升到2014年的19％，贡献仅次于美国的25%。
这些统计数据无疑让人过目难忘，但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超级大国，她必须要能够培养出伟大的科学家，不仅要学富五车，还要能锐意创新。而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需要伟大的导师。
2015年的《自然》杰出导师奖就颁发给了5位中国科学家，以表彰他们为培养中国下一代科研人才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付出的努力。
《自然》按地域在中国南北方各设立一个终身成就奖和事业中期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邓兴旺共同获得中国北方终身成就奖。南京大学分析科学研究所和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陈洪渊获得中国南方终身成就奖。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获得中国北方事业中期奖。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获得中国南方事业中期奖。
敢于挑战权威
与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尊重传统和权威的地方。不过获奖者们（以及所有的被提名者）普遍认为，科学中唯一的“权威”就是证据，做科研必须要敢于挑战和质疑。
施一公教授在2008年回国之前，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认为大部分中国学生在与资深科研人员以及已有科学理念有意见分歧时过于谨慎。他说，“我鼓励我的学生批判性思考并挑战学术权威，包括我自己，这样他们会学着既定规则可以被打破，只有这样，才能创建新的研究领域。”
施一公教授。
曹雪涛教授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激励学生有信心去挑战课本上的教条，并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
曹雪涛教授。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这些获奖者弟子们的支持。“科学文献往往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想法和结果，以及公认的智慧和错误的假设，”浙江大学的癌症免疫学家陈玮琳说，她是曹雪涛教授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培养出的博士。“曹教授常说，创造力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看法，”她说，“他对每个人的要求都是同样的高标准，不论是博士研究生还是访问学者。”
在过去，大多数中国实验室的人员构成都差不多，一名资深教授指导着年轻教授、博士后和研究生，循着严格的资历等级晋升。随着科研院所的快速扩张，大量海归涌入，许多实验室的人员构成开始变的更多样化，比如，多个课题组长（PI）为各自的科研目标和方向努力奋斗。
为师者的理念
这些获奖的导师们已经认识到了向年轻的科研人员灌输自信的重要性，要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品牌”，并用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探索。“在我看来，简单地传授知识远远不够，”陈洪渊教授说。“一个导师要教给学生如何思考。在科学领域，我指导我的学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思考，并让他们有机会独立解决问题。”
陈洪渊教授。
他认为一个好的导师必须要有敏锐的感觉，什么时候学生需要指导，什么时候他（她）又需要自由。“对于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学生，我们需要给他们更详细的指导，让他们逐渐熟悉科研，”他说，“而对于那些拥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较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学生，我会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并实践。”
南京大学的分析化学家徐静娟教授也曾是陈洪渊教授的博士生，她认为陈教授为学生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开放的环境。“他鼓励我们阅读哲学和文学，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他说，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好的导师要将他们培养成自由奔驰的骏马，而不是唯唯诺诺的绵羊。”
这些获奖的导师们认为仅仅把学生们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还不够，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成为高效、善于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磊教授，曾是邓兴旺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她讲述了她在邓教授实验室的经历。“当我在实验室成为资深科研人员之后，邓教授开始让我去指导其他人的实验室技能，以及阅读他们的论文初稿。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些工作也是科研系统的一部分，”她说，“当他发现问题时，他从来不是批评两句了事，而是花时间找出问题的根源。有几次，他还让我去鼓舞士气。”
邓兴旺教授。
所有获奖的导师们都为自己弟子们的成功做出了坚定的奉献，有一个事例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2005年，英语专业毕业的钟波（目前是武汉大学的免疫学家）申请成为舒红兵教授实验室的博士生。“我下定决心毕业后要学习生物学，因为我对自然很感兴趣，”钟波说，“舒教授是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的小组（当时在科罗拉多的国立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刚刚在《Molecular Cell》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新发现。每个有雄心的学生都希望加入他的实验室，我也不例外。”
永不放弃
钟波知道这并不容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背景（英语专业）要比其他主修生物的同学弱得多，”他说，“我下载了他发表的所有论文，但我发现很难理解。我进入他的办公室问了很多幼稚的问题，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细节，并推荐给我更多的论文，同时鼓励我在理解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向他请教。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更多的论文，并写了一个五页的关于模式识别和信号通路的总结。在询问是否可以加入他的实验室时，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同意了。”
舒红兵教授。
舒红兵教授坦诚一开始他并不确定钟波有多少潜力，不过在看到钟波的决心后，他认为钟波理应得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舒教授从不后悔自己这个决定。“他用事实证明，他已经是我的实验室中最成功的学生之一。”在接受钟波之后，舒教授让他把最初的那个五页的总结写成一篇完整的综述文章，这也是新成立的实验室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舒教授认为耐心和毅力是一个好导师最重要的特征，这也是他从自己的导师之一，他的博士生导师、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Harish Joshi那里学到的。“我一直记得他对我说过的话，‘Do not fire them; fire them up!’”舒教授回忆道，“在我17年的导师生涯中，我从没有放弃过我的任何一个学生。”
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的导师会让学生受益终身，甚至会把这种福泽传递给他学生的学生。“当我2012年开始有自己的实验室时，我常常问自己，施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施一公教授曾经的博士生、斯坦福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冯亮说。“我一直保留着施教授发给我或实验室的所有电子邮件，并常常阅读它们，它们就像运营实验室的指导手册。对于我和许多人来说，施教授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和榜样，更是一位不懈的支持者和终生的朋友。”
中国历史上称呼尊敬的老师为“师父”，这是一个“老师”和“父亲”的混成词，用以表达导师与弟子之间深层次的联系。陈洪渊教授的得意门生徐静娟教授说，“我认为‘父亲’是对老师期望的最高标准。而我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陈教授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在对待我们。”